上海《設計家》雜誌專訪
新加坡建築師陳家毅學成於本地和倫敦，在英國住留20餘年，他在新加坡、倫敦、伊斯坦堡同時執業，三地正好一個位於亞洲、一個位於歐洲，而伊城，恰恰落在歐亞之間。從小深愛華文文學，又戀慕電影藝術，他在倫敦AA（建築聯盟）接受前衛建築之理念與實踐，具有多重、複合的文化經驗。 在東西方文化相互觀照的交疊狀態中，他取法電影、文學等，力求讓每一個設計都具備新思路。而對於華文文化和城市文化的關注與表達，則讓他保持著一種對創作藝術「越界」，或者說「無界」的心態，對世界敞開，又認真體察，形成自己的判斷。
《設計家》：請談談您的家庭背景。您如何獲得優秀的華文學養？是更多地來自學校教育還是家庭熏陶？您青少年時代喜歡讀哪些華文書？這對您日後的成長有怎樣的影響？
陳家毅：在我們念書的1960年代，新加坡的教育主要分為華校與英校制。我念的是當年參考了台灣學校的華校課本，還以繁體字教學，而且溯源至詩經古文；從唐詩宋詞、屈原、韓愈到歸有光，白話文又有朱自清、許地山、冰心等。 由於新加坡也引進中國大陸的書籍，所以當年推崇的魯迅、巴金、老舍、沈從文等的作品都屬必讀本。小時課外書看得很雜，港台的流行小說，武俠小說,因為普及，隨興都會翻翻，中文底子便是這麽百川納海般，卻也沒真正一個系統地建立起來的。
當年念的學校附近有條中文書店街，每家店的書源書種都稍為不同，是我們放學後流連忘返的去處，有點像現在的學生下課後愛逛7/11便利店。
當年星馬（即新加坡與馬來西亞）有好幾份文藝雜誌，高中時期我先開始在馬來西亞素質比較高的文藝刊物《學生周報》與《蕉風》寫些散文、短篇小說等，也同時在一兩份本地日報的副刊投稿；當時雖然還在念書，稿又倒是寫得很勤密，幾乎每周都有一兩篇被刊登，後來這些17、18歲寫的文章都收集在《不完夏》一書裡，還是《學報》為我出版的。
起初文章被登在報上雖有某種「飄飄然」之感，但後來發覺作品最重要的還是要「言之有物」。 由此通過寫作，學習到對自己的作品懂得要有「真誠」的態度。我想這一個寫作的過程令我了解到如何經過「書寫」，將「概念」、「想法」、「感情」帶出來。 後來又發現更高一籌的「不寫之寫」，便更加樂此不疲了。
《設計家》：從當初想學電影，到遵父囑改學建築，您後悔過嗎？如果今天您有重新選擇的機會，您會怎樣選？
陳家毅：因為從小隨著母親看電影，下課後女傭為避過外頭熾熱的太陽，常把我帶進戲院享受冷氣，讓我幾乎成了個「小影癡」，對港台電影和演員如數家珍，青年時代同現在的寫作人邁克、吳韋才一班人在不同的藝文園地寫電影，1970年代遇上法國新浪潮意大利寫實主義電影更是瘋狂迷戀上電影；選擇建築倒是其次的選擇，因為父親希望我讀一門「正經」學科；直到後來因為遇見意大利文藝複興時期的壁畫，在那裡來來去去花了十年的時間搞清楚來龍去脈後才恍然大悟：建築塑造的，正是電影中時光流逝捕捉進鏡頭裏，一個又一個充滿光與影的空間。
明白了之後，如今我將設計建築過程當是故事中人的場景來安排，氣氛也因此更濃郁，而且每個個案有它自己的「本事」。
《設計家》：談談您在新家坡接受建築教育的情況。比較您後來在英國的學習，能否比較一下兩國文化差異在建築教育上的反映？您個人是否也經曆了對東西方文化差異的思考？
陳家毅：新加坡國大建築系三年的教育像在練基本功，紮實卻缺乏想像力。英國建築聯盟（AA）正好相反，這地方假設學生的基本功都齊備，就不囉嗦教你如何砌磚建牆之類的「普通建築常識」。 它的教學法的確前衛，將「建築」和「藝術」的距離拉近，百花齊放，各種試驗性的作品都有，而且每個門派都很有原創性，突破前所未有的設計範圍；當年AA許多的作品到今天還在被人拿來抄，一點不過時。 可見它當年多先進。
《設計家》：結合在倫敦大學的教學經曆，您如何評價自己的教學思想和實踐？
陳家毅：倫大的Bartlett 建築學校原本是間比較保守的學府，學生異常優秀，因為AA學費不菲令得許多英國學生卻步，倫大便成了「其次之選」。 1990年代AA導師Peter Cook與 Christine Hawley受邀到倫大做番改革，我們年輕的一輩設計師以「降落傘隊」方式空降去打遊擊戰的，將倫大老一套的教學連根拔起，將它徹頭徹尾的改過來；因為當年大部份進去教設計的，都是AA過來的人。
那三年的教學，使我遇見了許多極其聰慧，來自世界各地的學生；我對「建築語言」極感興趣，便鼓勵學生通過作品的創作，去追尋最起源的一點，從而發展出一套嶄新的，前所未有的建築語言來設計創作。
《設計家》：您在倫敦度過了很長時間，從在AA的學習階段，到後來的實際工作。這些經曆，以及倫敦這座城市的文化對您後來做設計有什麽樣的影響？
陳家毅：倫敦恐怕是當今最富創意的現代城市。 原因主要是它不單門戶大開百花齊放，而且像磁鐵一般，不斷吸引了來從事與創意有關行業的年輕人。他們也許是建築設計師，也許是唱片騎師、作家、藝術家、或服裝設計師、雜誌創辦人，在不知覺的情況下，這群志趣相投又充滿抱負不同國界的年輕人將倫敦這一個城市帶出並提升至一種「亢奮」的境界。
創意原本就難以歸定界限，越界而互相影響在倫敦的情況就更多。許多時候一個新的設計未必概念源自設計本身，概念從周圍的新事物影響而發出産生的。
《設計家》：在建築師、教師、作家等身份中，您最喜歡哪一個？為什麽？
陳家毅：我想建築師與作家都好，因為兩者都富有創意╱創作的成份，而且思路相通，雖然一樣搞的是立體，另一樣雖說是文字但其間想像的空間卻無比遼闊，沒有止境。教師的工作雖也可以推動創作，但引導和教育的成份也不可或缺，這樣的工作，年過一年教導不同的學生的過程中，便流於重複，是我比較不習慣的。
三地執業，每一個設計都作個別處理
《設計家》：請和我們談談您的建築事務所。最早創立於何時何地？基於何種考慮？寄予何種期望？
陳家毅：1985年在倫敦AA建築學校畢業之後，我於奧雅納 （Arup） 的建築小組（Arup Associates）工作了6年。 1990年代初期當開始在倫大執教獲得了數項建築設計的合約，「陳家毅建築師事務所」（KAY NGEE TAN ARCHITECTS）便是在這情況底下，在英國建築師協會注冊而設立起來的。 KNTA創業之始至今快20年，雖然其間不無起伏與人事的變動，但以「Originality」（原創性）為動力倒還一直堅持至今。
《設計家》：為何選擇將事務所分設於新加坡、倫敦和伊斯坦堡？在這三個地方的工作經驗以及因此産生的觀察，如何影響您的創作？平時，您如何安排自己在不同地方的工作？
陳家毅：事務所原先設立於倫敦，隨後新加坡工作量增多了後便也在這裏設點，成了亞洲區的據點。 伊斯坦堡是歐╱亞之間的一個城市，主要還是被它既傳統又現代，既西洋又東方的魅力吸引着了。2003年，當我在倫敦認識多年的土耳其夥伴Bekir Kaya（他從事旅遊與旅館業）建議到伊城設點，我不經思索便同意了。許多看起來即興的決定，其實潛伏在心裏很久，設立伊城事務所便是如此；不知不覺也五年了，才漸漸明曉這城市的好處和來此的原因。譬如說它的經濟這些年來飛展，卻沒將老城牆老房子肆意拆掉，反而講究如何將它們細心翻新，這一點便很值得我們亞洲人學習。
往來三個事務所，時間倒沒如何固定的限定，都看工作量而言。倫敦方面主要工作以老房子修建、室內工作、建築競圖、初步設計概念為多；新加坡事務所則多參與新建工程與現場的實踐，也許因為我們的工作畢竟主要在亞洲。即使在新加坡以外，飛行去監工巡場也比較方便──如香港、台北、甚至名古屋、杭州等。當設立伊斯坦堡事務所Kaya on Coast事務所時，我們決定在設計以外加多一項「産業開發」（Property Development）的部份，雖然都是小規模的産業，自行當起「業主」，嘗試參與市場，尤其精致旅館、飲食有關方面，帶出某種「城市的魅力」，是我們一直想要著手的區域。
《設計家》：談談您主要的建築思想。如果讓您給自己的建築生涯劃分幾個階段，您如何劃分？是否在不同的階段，您有不一樣的建築思想？這些思想形成的背景是什麽？
陳家毅：當前需要發展的，是屬於華人的現代建築──如何將傳統的建築詞彙與智慧，消化吸收之後，以新的方式、結構、材料、組合與構圖帶出屬於現今的華人建築。這一方面日本現代建築經已做得非常透徹完美，這與如何提煉一個文化的精神有關。
1990年代初執業時，我嘗試了一系列的私人住宅設計，2000年初則參與了新加坡管理大學的設計工程，兩者的要求條件與比例都大不相同；近五年來的所做作品延續了這兩個階段的一些想法和累積下來的經驗──譬如說用材方面與細節的結構，都成為設計過程中思考的一部份。
在AA做研究，或倫大教學時經曆過對自身建築╱建築身份的探討促使我至今對每一個工程都個別處理，從中尋找每一個設計方案的特有的個性──就像作者寫小說或導演在拍一部電影，令得工程樣貌不斷換新多姿多彩，我們也藉此了解更多解決設計的方式，從而探索不同的管道，不同的可能性。
《設計家》：當下，您認為一個好建築的標准標準是什麽？回顧您的作品，哪些符合這些標準？
陳家毅：除了美觀，一個好的建築在設計上要有所突破，更要塑造出一個舒適的環境，室內室外皆是。這便牽涉至對於景觀，花草園林的部份，以及所在地的生態維持。建築必須與周圍環境協調。
我想我們所做過的設計都朝着以上這些自我設定的標准去進行，但是由於每一個項目的地理環境，要求條件不同，長出來的樣子也大不相同，倒是一個父母教養長大的兄弟姐妹，難說好與壞。
《設計家》：您的許多設計都帶有亞洲文化色彩，這是您的方向嗎？您認為在全球化背景下，亞洲國家的建築設計如何保持地域性？
陳家毅：也許在英國久住了二十多年，重返亞洲先是訝異其快速的改變，其次是回想成長時接觸過的種種過去，並又與我熟悉英國歐陸的情況比較，從中無疑獲得一個新的平衡點。 這平衡點倒不完全是「懷舊」，反而是在明白之後，往前看。
離開又重返亞洲，或許能將視角拉至一個比較客觀、「旁觀者清」的位置；學會了欣賞亞洲這地方原有的東西，綜合了西方的思維，將傳統翻新，或轉變過來成為現代生活的一部份。 有些老風俗習慣，倒是有它一定的道理，和一定的美，我想若既得維護這些美好的傳統、文化，又能拓展新事物，現代生活必因此而豐裕有趣多了。
《設計家》：您曾經說過，「如今的亞洲生活態度更具包容性。亞洲對于西方科技的成果，都能夠盡量地配合利用；在兼容並蓄的同時，堅持自身傳統的保留與傳承。」這段話，本身是否能夠看作是對您自己創作姿態的一個概括？
陳家毅：無容置疑西方的科技肯定比亞洲先進，即使是在政治和社會方面，人們對許多事物的態度也比亞洲人開放；肯定有我們可以借鑒學習的地方。但在設計上說，亞洲人的生活與文化有一定的個性不是西方人所能了解的，所以我講過的那段話，便是回觀東西方的一種真實感受。
《設計家》：請談談您近期的工作以及對未來的設想與期望。
陳家毅：我們事務所近期的工作除了住宅也著手於精致旅館、公寓、博物館等項目比較多元化，也許和我的年齡與經驗有關──過了半百才達到建築師的黃金時期，哈哈。
我們目前在大陸、台灣、伊斯坦堡都有工程項目，令我最感興奮的是，這幾個地方的文化底蘊深厚，是我們創作靈感的泉源。 亞洲人對設計的鑒賞能力在近幾年提高了不少，業主給予建築師創作的空間也益發自由遼闊，我對未來十年（尤其亞洲）充滿了期望。
悅納東西，探尋亞洲建築與城市新思維
《設計家》：您同時在華文文化圈和西方文化體系裏活動，這是一種怎樣的狀態？
陳家毅：從小在一個中、英語文相等重要的生活環境中長大，在中西文化間遊走變得像呼吸一般自然；由於工作的需要，我一方面常到中國、台灣、香港，另一方面也到中、英語體系以外的日本和土耳其等，在外地從平日與當地人的對話，令我越發心生好奇，從而去發掘有關的歷史與文化。
《設計家》：我們從資料裡了解到，您對伊斯坦堡這個城市非常喜歡，也很有感觸。這座城市發展的軌迹和它目前的城市文化生態，最吸引您的是什麽地方？它們的哪些傳統最具「亞洲」文化特質？
陳家毅：伊斯坦堡位於亞洲的最尾端，或也可說是亞洲與歐陸聯接最開始的一點，這地方很多東西跟我們很相似。首先，他們進入房子後會脫鞋，並且傳統上愛坐在地上，這有點像中國或日本。他們也愛吃米飯，當你越過伊斯坦堡去到希臘或意大利，那裡的人已經不太吃米飯了，而且希臘人或意大利人進屋肯定不脫鞋。土耳其人愛上澡堂洗澡，在那裏他們穿的完全像是我們的木屐。如此許多風俗習慣、甚至親情觀念，跟亞洲國家非常接近。令我感觸良多。
在1980年代，我曾經在意大利居留過一段時間，研究意大利文藝複興時期的建築與藝術，其間發現在絲綢之路繁盛時期，威尼斯和伊斯坦堡這兩個發達城市之間竟然不只是在商業上有很多交流，在文化上也有很多交流。比如說威尼斯現在著名的玻璃器皿製造法，或者是文藝複興時期畫裡出現的地毯，都是從伊斯坦堡流傳過去的。而伊斯坦堡本身也經歷了許多朝代，從羅馬、希臘到奧圖曼時期，從天主教到伊斯蘭教，無論歷史或文化都非常的多姿多彩。所以初到那裡我簡直樂壞了，一下子像掉進入了一個寶庫，要取的東西太多：一方面關於亞洲的，另一方面關於歐陸的。
土耳其對文化和傳統保留的方式，也令我非常感動。它是一個回教國家，但並沒有破壞天主教文化的餘蹟，對羅馬時期之前的古蹟都保留得很好。最近，土耳其經濟發展速度很快。也許它還不及中國大陸先進，卻並沒有因為錢財、暴利的緣故馬上將城市改頭換面，興建高樓大廈甚麽的。在這點上我覺得他們還是很有歐陸社會的個性，追求的是像意大利或者法國的城市發展方式，不會為了利益而把老房子拆掉，因而將自己的歷史抹拭掉。
《設計家》：伊斯坦堡，哪些建築的設計讓你難忘？這個城市給你的感覺是怎樣的？
陳家毅：難忘的建築實在太多。特別是在橫斷歐亞的博斯普魯斯海峽，很多老別墅到今天還是保留着，建築與海岸吻合，非常好看。這城市特有情調，到了晚上你隨便去一個民謠的餐廳或酒吧，都非常熱鬧活躍。常常清晨3點、4點鍾，還有人嘻哈走在街上。這個城市特靈活活潑，又現代，這不是說一棟房子，而是整個城市帶給你的感覺。上海也有一點這樣的感覺。
在亞洲有許多事情之所以發生，都是因為能夠賺錢，但是在土耳其，許多事情的推動是因為人的興趣所在， 令得城市也特出有趣了。所以人的質素很重要，首先要好好保養自己的興趣，把自己的東西發揮得淋漓盡致。至於別人會不會來認同你、獎賞你，那是其次。土耳其近年得到諾貝爾文學獎，土耳其的電影上也很成功，這完全不是偶然，這地方對這些事兒一直很關注，只不過外國人到最近才發現而已。
《設計家》：在新加坡，城市的歷史脈絡怎樣得到保持？
陳家毅：新加坡一直在尋找平衡點。基本上它是一個國家，也是一個城市，面積很小，歷史因為地理因素倒是很有趣 -- 新加坡之前曾經過英殖民時期，經歷了二戰的洗禮。大概兩百年前，中國南部一帶如廣東、福建人遷移過來，他們就是我們的祖先。祖先們聚居在某一個點，比如說某一區屬於潮州人，某一區是福建人的，還特設有會館，聚集在一起打麻將──就像張愛玲的《海上花》寫的那樣，華人到了新地方老習慣還是沒變。
居住的建築既受中國的影響，也受到英國和荷蘭的影響。幾十年、一百年過去了，這些房子還保留得很好。我們在新加坡的事務所就在這樣的一個保留區裏，那條街不通車，有小石子路，紫荊樹，從門、走廊到環境，都是南洋特有的風味和情調。新加坡這樣一個小小的地方，近年來保留工作做得很好。
但也有做得不好的地方──比如曾經是華人聚居區的牛車水，原本是賣菜、賣瓜果的地方，為了討好遊客，政府把住民趕走，變成在賣一些很不起眼紀念品的攤子。我覺得很可惜，保留街區重要的是原有的生命的跳動，只保留一個硬件，軟件沒有了，就不同了。像在上海，如果你讓我在新天地跟田子坊之間做一個選擇，我當然選擇田子坊。在那裏，我看到有人在打牌，穿著短袖背心走動，非常地道，非常原汁原味。不單是本地人喜歡，外地人看了也覺得：這是老上海嘛！你幹嘛給我看那些愛爾蘭的PUB，台灣香港來的餐館……這種東西，可免則免。我們要對自己的城市有自信心，一個城市的自信心很重要。
《設計家》：您曾應邀在中國做設計，在這方面有什麽體會？您對近年來中國的城市發展有何看法？
陳家毅：這幾年中國真的進步了很多，而且現在很多相關負責人──做開發的人也好，負責雜誌的人也好，因為有過到國外旅行和念書的經歷，眼界不一樣了。畢竟不管做什麽事情，有兩樣東西很重要：一是眼界；一是氣魄，一定要懂得怎樣把自己的東西推出去。這種不懼不怕的精神，中國有。接下來，肯定還有很多可觀東西我們可以期待。
我唯一希望的是，現在中國富強起來了，應該對亞洲，或者對華人的設計起到更多的帶動作用。像北京奧運會，很多知名建築都是歐美人所設計，華人設計師或者說中國設計師怎麽一棟房子都沒有設計？也許這要一步一步來。比如我參與過的「長城腳下的公社」，開發者在十年前就認定了亞洲建築師能夠跟國際上其他建築師平起平坐，這個肯定非常重要。接下來，在杭州的「亞洲的生活態度」，開發商的出發點也相同，讓我們亞洲人，我們華人來找屬於自己的新東西。因為這樣，接下來的21世紀裡，別人必定要來我們這裏取經。
創作無分界限
《設計家》：您這些年做了許多「跨界」的工作，專欄作家、圖書作者等，對於電影、城市文化等都有由衷的熱愛和鑽研，這些工作對您的設計事業和生活都有什麽樣的影響？
陳家毅：我從來沒有為我喜歡做的事情設立界限，或者把它們歸屬於某個部門。在英國住了這麽年，對於中文還是很熱愛。雖然很多時候閱讀英文書籍，但我還是選擇以中文來表達我的感想，寫我觀察到的東西，所以從中文轉到英文、從英文轉到中文，這個過程是了無痕跡。而從建築轉到寫作，從寫作轉到諸如舞台設計一類的事，對我來講則其實是很自然的「越界」。
平時我也不一定看建築物，我會比較喜歡看藝術裝置、藝術品、家具、電影，甚至舞台劇，所以我的靈感是取於各方面的。我想自己本身如已經具備能夠做建築的能力和技巧，很多時候尋求建築的靈感，倒不是要找現成的建築理論，而是要得到啓發。從建築來作為建築的靈感，是一個「重複」的工作，我會盡量避免。
《設計家》：在您看來，關於城市文化的寫作帶給您最大的收獲是什麽？
陳家毅：我觀察到，很多亞洲的城市策劃人或規劃者，都有點居高臨下，而且受到二戰之後城市規劃的影響，比如說美國的一些城市。但他們規劃時忽略了一點，亞洲其實並不是嶄新的城市。美國地廣人稀，但像上海、台北、新加坡這樣的城市，本身有自己的歷史和條件，很多時候，居高臨下的城市計劃是行不通的。什麽才是我們亞洲人的特色呢？一下子說不上來，所以我在城市觀察和寫作裏，一點一滴去尋找這個屬於我們的特色，特有的空間感。
做任何城市計劃，都要將城市本身的文化、習慣、風俗等融合進去，才能真正有特色。反觀一些從日本或美國移植到中國的新項目，我不便多提，但你在上海、在北京都可以找到，雖然造型很新穎，但你不能說那是當地的特色，味道就少了一個層次。
對城市文化的觀察，最大的收獲是了解到該城市自己的特性，而這特性真的是要慢慢摸索、過濾之後才能了解。《重顧草莓地》與《城市磁場》這兩本著作記錄了我這些年來在外地人情與事物的觀察，雖不盡然與工作的項目有關，但從中無異啓發了許多新想法。所設計的建築物如何融入當地的社會背景，的確也是當今做跨地建築師極重要的一環。
《設計家》：在您的文學作品中，不少靈感來自世俗文學，裡面有對世俗生活細致的描摹，比如《遊園驚夢》、《金瓶梅》、《紅樓夢》，書中這種對現實生活的關注是否也影響到您對建築設計的態度？
陳家毅：與其說這些作品是世俗文學，我會認為這些作品，從張愛玲到《牡丹亭》、《紅樓夢》，都是記載了華人文化的經典文學。去英國念書時我只帶了兩套書，一是張愛玲作品，一是《脂硯齋重評石頭記》，胡適之的甲戌本。
有時設計從古典文學獲得靈感，但我嘗試它們化為現代的美學。把這些傳統的東西用現代的眼光去看，比如張愛玲的《連環套》，我覺得一環套一環的概念很有趣，它們互相依賴，又是獨立的個體， 再以現代的建築手法表現出來。文學和建築的關系，用英文來說就是A means to an end（達到目的之方法），把設計帶到另外一個境界，到了那裡你就可以隨心所欲地發展自己的設計。其實我覺得，用什麽方式獲得靈感都可以，比如一首流行歌曲也可以成為一個概念，完全因人而異。只不過我喜歡看書，所以很多時候從書得到靈感。
《設計家》：是否在設計中也曾向電影取法？這些靈感如何演變為真正的空間設計？
陳家毅：這一百年來，電影提供了不少具體的空間經驗。我特別喜歡蘇聯電影和1960年代的的法國電影，還有近期伊朗和土耳其的電影，因為它們不只在剪接或空間的處理帶來很多超越自己本身實際的經驗，也給人許多想象的空間。
最近我在做一個項目，是作家龍應台在台北陽明山住宅的內部裝潢。因為主人是龍應台，除了她的孩子或朋友會來拜訪，她通常自個兒在這個空間裡對著窗外怡人的景色寫作。所以我將所有的牆面都敲掉，單用書架來作為空間間隔，基本上主人本身被書本圍繞着。書本又與遠山相呼應──主人臥室、客房、書房、客廳，門扇因此都成為書架設計的一部分。當沒有客人的時候，門，都消失在書架的背壁裏頭，主人可以在一個空間很順暢地走到另外一個空間。但有人來拜訪時，關上門，就形成一個個的隔間，有不同的隱蔽性。很多有意大利和法國宮廷生活的電影，都有這樣從一個空間到另一個空間的畫面，給人掠過光和影的感覺。設計這個住宅的時候，我的確想到了電影裡的感受，尤其是《去年在馬倫巴》（Last Year at Marienbad ，1961年）。我在倫敦教書的時候，定它為學生必看的電影之一。
《設計家》：從您的文章和書，可以發現您是一個很熱愛生活的人，而且您的生活內容也很豐富，您覺得自己的時間夠用嗎？這種狀態對您的設計是否有影響？
陳家毅：當然時間是永遠不夠用的。不過我從小就很懂得樂在其中，也不會因為市面上出現什麽，就一窩蜂去做。因為興趣廣泛，沒法子我得善于利用時間，許多時候在飛機上，別人在看電影，我則寫作，寫自己的專欄。我常帶着很多書本雜誌去伊斯坦堡工作。在那裡，大概只有在我們餐廳可以找到台灣的《印刻》雜誌。不是說刻意將它們帶去餐廳，而是我看完了，把它們留下來，台灣遊客看到都會驚喜。
我覺得，首先本身要喜歡這事情，然後推廣出去，別人也要喜歡。文學也好，建築也好，事情都是這樣四通八達的。我在伊斯坦布爾開「Çok Çok」（泰式料理餐廳），也是因為自己要吃辣的南洋菜，但因為喜歡，就盡量做到最好，這樣別人來了嘗過也覺得喜歡，這樣就好了。正如設計與創作，如果從心出發，別人肯定都能感受到，如果苟且地討好市場，別人也一眼就能看得出來的。
knt 8 jan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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